鄭南榕留給成大學生的事 （廖偉翔）
自從1月15日校務會議取消南榕廣場命名後，我常在想：如果學生們一如先前照著學校說的，「照程序來」，結果就變成取消命名。如果我們又照學校說的，校務會議不准錄音、錄影，可能也不會有逐字稿的誕生。
如果沒有逐字稿，再加上校方握有行政資源，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對外放話、也掌握撰寫校務會議紀錄的權力，那麼結果會變成什麼樣子？
如果沒有逐字稿，再加上校方握有行政資源，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對外放話、也掌握撰寫校務會議紀錄的權力，那麼結果會變成什麼樣子？
無視學生令人憤慨
關於上述提問，我不想妄加推測；但對照先前學校多次失信、反覆、卸責的紀錄，實在不難想像會是何種光景。幾天以來，包括成大學生會、成大社聯會、成大系聯會等學生自治團體，都以舉證確鑿的聲明提出譴責。
然而校方依然在學校官網上放上大剌剌的《成大對成功及勝利校區間廣場命名的說明》，強調「學校對學生的意見非常重視，但既經校務會議做成『廣場不命名』之決議，學校只能依循遵守。」
在各種對外說明的文字中，校方絕口不提過程中各種對學生的技術性阻撓與延宕，例如校務會議前一天晚上6時30分才公布議程、校務會議主席（校長）無視學生舉手使其未能發言、甚至根本沒有討論取消命名的替代案就逕行表決等等。校方的態度很明白，將校務代表與學生對立起來，甚至轉移焦點至特定代表身上，校方仍保持那「中立而客觀」的角色，實在讓人憤慨、無言以對。
我們處在進退兩難的時代，正義卡住無法轉型的時代，威權復辟的時代和獨裁者進化的時代。但在這些時代背景下，那些平日隱而不顯的威權，往往會因為各種原因露了餡，跑到社會大眾和媒體的前台來。
然而校方依然在學校官網上放上大剌剌的《成大對成功及勝利校區間廣場命名的說明》，強調「學校對學生的意見非常重視，但既經校務會議做成『廣場不命名』之決議，學校只能依循遵守。」
在各種對外說明的文字中，校方絕口不提過程中各種對學生的技術性阻撓與延宕，例如校務會議前一天晚上6時30分才公布議程、校務會議主席（校長）無視學生舉手使其未能發言、甚至根本沒有討論取消命名的替代案就逕行表決等等。校方的態度很明白，將校務代表與學生對立起來，甚至轉移焦點至特定代表身上，校方仍保持那「中立而客觀」的角色，實在讓人憤慨、無言以對。
我們處在進退兩難的時代，正義卡住無法轉型的時代，威權復辟的時代和獨裁者進化的時代。但在這些時代背景下，那些平日隱而不顯的威權，往往會因為各種原因露了餡，跑到社會大眾和媒體的前台來。
付諸行動對抗打壓
譬如這次命名事件，許多人問我：「為什麼成大可以搞得這麼拙劣？」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的只是，如果連這樣的機會都不把握、不懂得抵抗、不懂得發聲、不把事情解決的話，我們實在有愧於民主前輩的奮鬥。
最後，想分享一個故事給各位。前些日子我的一位老師在臉書上提到，成大校務會議的事，讓他感到身在成大很羞愧；老師的孩子剛好今年考學測，若有其他大學可以讀，不敢鼓勵他選成功大學。
對此，我的回應是，「台大先有陳文成紀念碑事件、成大後有南榕廣場事件，兩間學校的學生都展現了高度的行動力。尤其是成大，遭到嚴重的打壓，反彈也更強烈，如集會、抗議、投書媒體、甚至拆字等等。因為我個人參與其中，我想我可以說，和這群朋友以及支持的師長前輩一起抵抗，讓我感到成大還是很有希望的。」我們不只提出論述，我們更付諸行動。這或許正是「行動思想家」鄭南榕先生留給我們的未竟之業吧！
最後，想分享一個故事給各位。前些日子我的一位老師在臉書上提到，成大校務會議的事，讓他感到身在成大很羞愧；老師的孩子剛好今年考學測，若有其他大學可以讀，不敢鼓勵他選成功大學。
對此，我的回應是，「台大先有陳文成紀念碑事件、成大後有南榕廣場事件，兩間學校的學生都展現了高度的行動力。尤其是成大，遭到嚴重的打壓，反彈也更強烈，如集會、抗議、投書媒體、甚至拆字等等。因為我個人參與其中，我想我可以說，和這群朋友以及支持的師長前輩一起抵抗，讓我感到成大還是很有希望的。」我們不只提出論述，我們更付諸行動。這或許正是「行動思想家」鄭南榕先生留給我們的未竟之業吧！
成大醫學系七年級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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